移植医生眼中的器官捐献
辽宁省红十字会与沈阳西郊卧龙墓园联合举办的“爱之翼•永生—我心中的器官捐献善举”征文大赛结果已经揭晓。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医生孟一曼以职业的视角以一篇《移植医生眼中的器官捐献》荣获一等奖。
移植医生眼中的器官捐献
孟一曼
我是一名医生，从事器官移植专业的医生。从我是研究生的时候算起，我从事这个专业已经19年了。
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向优异。当年高中报志愿时，老师们无可奈何地发现我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保送高校发来的橄榄枝，断然选择了未来从医。
大学七年，在选择自己未来专业的时候，我选择做一名器官移植医生。因为我发现，只有这个专业，才能把一个人的几乎的人生终点变成新的起点，让一个人“脱胎换骨”。
此后一直在做一名移植医生，见到也见证到很多病人，经过我所在的团队的努力，做了肝移植、肾移植、各种联合移植，涅磐重生。每每见到他们出院时家人的张张笑脸，我都感觉到，我们挽救了一个病人，也挽救了一个家庭。
直到后来突然发现器官的来源成了一个瓶颈问题。发现血液透析室在人满为患，发现那些患了晚期肝病的人不能等到肝脏，黯然离开这个他们所热爱的世界。
我去国外学习过，所以也见到过那里的器官捐献。捐献器官的人在生前已经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他们生命垂危之际，家属的到来不是为了否定，不是要拒绝他们亲人的愿望，而是要向医生提供更多的关于捐献者的信息，希望一个人的逝去会带来更多人的重生，希望亲人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得以延续。
所以在相关部门在2010年3月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之后，我所在的移植团队一直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以我们的绵薄之力，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5年整，有过愤怒、无奈、彷徨，而更多的是感动，是满心的喜悦。
愤怒是因为怎么会有人不理解这么高尚的行为，不能满足一个即将逝去的人曾经提出的一个愿望，是因为社会上还有不理解；无奈和彷徨是有时感到医生的呼吁和呐喊太微弱，其他层面的支持太少，目睹了病人的无助，他们的生命在等待中走向终点，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器官捐献确确实实地与国际接轨，器官的来源不是一个制约这个成熟技术得以施展的问题；而感动，越来越多的感动，则是因为有那么多好心人，有捐献者与他们的家属，有我们的神经外科、神经内科、ICU、急诊科等等专业的同行，有红十字会同道的无私援助，有默默在做，一直在支持这个事业的志愿者；喜悦是因为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与理解，器官来源多了，病人就多了一分生的机会。
五年来，经历过几十例器官捐献，当然也有更多要说的话。因为作为一名移植医生，我要经常去一名垂危病人的床头，判断他（她）的器官是否适合捐献，当然我也就有机会认识他们的家属，会和他们有各种交流与沟通。
还记得那位大学生的淳朴的农民父母，默默地在我的面前拭泪，令我心痛。他们读大学的儿子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这对父母毅然决然地要求捐献器官，他们的请求是能用的器官都要用，包括捐角膜，因为这样可以救更多需要的人。面对这对父母，我当场潸然泪下。还有什么，比这一份生命的礼物更珍贵，更难以忘怀。他们毫无其他所求，当他们互相搀扶着，彼此依伴，走出医生办公室，在场的人，眼中都饱含着泪水。
也有满心期盼丈夫从昏迷中醒来的妻子，在一次又一次医生的抢救之后，最终发现再也不可能听到丈夫的话语，看到他的笑容，于是动员女儿，动员丈夫年迈的父亲，一起签署法律文书，送出这份生命的承诺。虽然得到的一定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但是爱一定是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写法。
我也见过这生命的礼物带来的震撼，很多危重的、刚刚被医生宣布，几天之后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的病人，在接受了移植以后，重获新生。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不止一次地委托我、委托我的同事向捐献者家属表示他们浓浓的感激之情。我记得一名35岁的重症肝病病人，儿子只有5岁，还不明白死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的家属在病房门口抱头痛哭，因为发现除了肝移植，没有其他的办法，病人的生命进入倒计时，要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他还能够活在这个世界的可能。然后夜里有了一个善良家庭的器官捐献，于是他得救了，我们能够还小小孩童一个健康的父亲。
总是在被一些捐献者和他们的家庭感动着，他们平凡、金钱上未必富有，但是精神里有金子，他们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但是朴实的话语更真实、更有感染人、撼动人的力量。也看到了器官捐献的成果，就是从我们器官移植科健康地走出的那一个个接受了这份生命的礼物的人，他们健康、不再疾病缠身，他们活力四射，把移植的那一天永远定义为自己的生日，也把对捐献者的那份感恩铭刻在心里，激励自己，去善良地对待他人，回报社会。
作为一名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我真的非常自豪，作为团队的一员，搭建了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桥梁，把爱和礼物都留在了人间。我也愿意尽我所有的努力，帮助更多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帮助更多需要我的人。(器官办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