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观税收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变动关系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14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19158亿元，同比增长7.8%。这一增长率为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1994年）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4年1—4季度GDP初步核算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绝对额为636463亿元，同比增长7.4%，同为1994年之后的最低点。而且，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差大幅缩小—要知道，多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税收增长率经常两倍于经济增长率。 
　　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忧虑是：今后经济增长率下调会连带税收增长加速下调，最终引发财政收支高度不平衡。也正因此，如何看待两者之间关系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两者具有同向非固定系数性对应关系 
　　视角选择是正确认识经济现象的关键。把握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税制改革方案和税收政策，关键在于从学理上搞清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因为，学理是对事物间关系的规律性、稳定性的认识。 
　　当前，人们在很多财政问题上争论不休，特别是在一些国外未曾引起过多大争议的事情上也进行激烈争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未从学理入手分析问题。比如宏观税负问题，从学理上看，公共产品供给增量提质，必然需要加大宏观税负，也正因如此，二战后西方国家宏观税负率从20%多上升到30%—40%，却没有引起多少争论。如果既要追求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又要追求宏观税负下降，这就等于把政府逼进了死胡同。 
　　从学理角度看，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具有同向非固定系数性对应关系。 
　　所谓同向，是指两者同时涨跌。内在机理是：经济决定税收，经济规模扩张必然扩大税源、带来税收增长。从我国实践看，改革开放以来，GDP与税收呈现出了明显的同向扩张统计特征。尤其是1995年至2014年，市场价GDP增长了9倍，税收增长了18倍，这表明实行分税制体制（1994年）后税收扩张率与GDP扩张率之差呈现出了加速拉大趋势。 
　　税收与GDP为什么会同向变动呢？主要原因是货物和劳务的流转额、各类所得被纳入课税对象，而GDP是货物和劳务流转额的主要组成部分、各类所得大部分又源自当期GDP。所以，当现期GDP增长时，假设税制不变，税收必然随之增长；反之亦然。 
　　值得指出的是，当一个国家保持长时间经济增长时，当期GDP税后净值又为后期税收增长打下了基础。换言之，GDP和税收之间具有滚动性连锁增长关系，比如2004年至2011年，年均GDP增长率近11%，年均税收增长率高达20%，两者同为周期高点。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达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达25%。这实际上说明，经济扩张会形成更大的后期投资和消费扩张空间，从而带来税收的滚动性增长。所以说，GDP与税收两者的同向变动是周期性的而非年度性的。 
　　 探究两者关系不稳定的原因  
　　然而，真正复杂的是说明为什么GDP增长率与税收增长率两者的变动没有固定系数？从统计数据看，当GDP增速超过9%时，税收增长率要超出GDP增长率一倍多（2007年、2011年）；当GDP增速低于9%时，税收增长率超出GDP增长率一般在0.5倍左右，个别年份会达0.9倍，如1998、1999两年，而2014年仅超出0.04倍。如何解释这种非稳定现象呢？初步分析，原因有四点： 
　　第一，GDP和税收的计算依据不完全一致。GDP是增加值，是一国或地区年内新增财富之和，市场价GDP就是价格×新增财富量。税收则主要是销售额×税率。与税收相关的销售额有较大部分属于国内货物和劳务流转的销售额，增加值是这种销售额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实经济运行中，增加值增长率与销售额增长率往往不一致，比如建筑业，2000年至2013年增加值增长率在5%—17%之间，但销售额增长率在12%—25%之间，基本规律是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左右。再如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也高于增加值增长率。基本规律是：经济低迷期超出幅度低，2012年和2013年均不到1个百分点；经济高速期超出幅度大，2007年超出9个百分点。因此，在我国这样一个间接税占税收总额比重高达70%的国家里，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周期性峰值时，税收增长率超出GDP增长率的幅度也会达到峰值。比如2007年，GDP增长率为14.2%，税收增长率为GDP增长率的2.1倍，2011年GDP达9.3%，为高增长的拐点年，但当年税收增长率为GDP增长率的2.6倍，这可以说是前期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的税收增长刺激效应的累积余波。其后2012年至2014年连续3年，GDP增长率连续3年低于8%，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就呈现出逐步下调势态，从1.67倍降到1.05倍。总之，如果税收增长的“地基”大于GDP增长的“地基”，而且经济增长越快，投入品增长率越高，这就会使税收增长率大大超出GDP增长率。 
　　第二，价格对GDP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价格是GDP和税收两者增长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但GDP增长率是按可比价计算的，也就是说在测定GDP增长率时，为使不同期的GDP具有可比性，价格因素被假设在固定水平上，这使GDP增长率不能全面反映价格涨落的影响程度。税收增长率则不然。税收额多少都是以现价计算的，因为课税都是针对当期经济活动展开的，是对现期资金的抽取。货物和劳务税是对工商业、服务业当期流转额课税，所得税是对流转额中的所得课税，而价格是决定流转额多少的基本因素。财产税表面上是对存量资产课税，但操作中是以财产现期评估值为计税依据，因而实际上也是受价格约束的税收。中国是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的国家，所以价格对税收增长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发达经济体。我国税制结构的特征是生产环节为课税重点，比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均在生产环节征收，同时我国又是一个高投入国家。这使我国的税收有70%来自生产和制造环节，其中制造业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就近31%。所以，出厂价和购进价对税收影响大，而出厂价格与购进价格波动幅度又比较高。比如近10年消费物价在1%—5%之间波动，出厂价格在-5%—6%之间波动，购进价格在-8%—9%之间波动。此间，税收增长率在7%—30%之间波动，基本规律是物价涨幅越大，税收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差越大；在物价下行时，税收增长率下调幅度要超出物价下降幅度。比如近3年，税收增长率下调了10个百分点，出厂价和购进价均只下调了不足5个百分点。然而，同期GDP增长率仅只在7%—14%之间波动，近3年经济下行时也只下调了3个百分点。反观发达经济体，近10年来大宗商品价格同样波动剧烈，但税收增长率和GDP增长年均只在3个百分点左右波动。 
　　第三，部分税收与当期GDP没有直接联系。按支出法核算GDP时，净出口额属于GDP，进口属于投入品不计入GDP，但我国税收总额中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占比13%左右，关税占比2%左右。这部分税收虽然与GDP没有直接联系，但其变动状况却直接影响税收变动状况。近几年税收增幅深度调整，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下调幅度超过税收总额下调幅度。比如2014年税收增长率降至7.8%，而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则降至3%。在税收高增长期，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一般都不低于税收总额增长率。这表明进口环节税收增长率在税收总额增长率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使总体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两相不对等。 
　　第四，产业税负结构与GDP结构非对称。我国的产业税负结构特征是金融业、房地产、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供应产业高于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其主要原因是税种配置和税率安排两方面都向采矿业和制造业倾斜。比如采掘业征收资源税，再如烟草制品、汽车制造等征收消费税。又如金融业和不动产转让营业税税率为5%。因此，虽然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特别是逐步占主导地位，2000年后建筑业、商业等大部分年份的增长率都超过工业，成为GDP增长的结构性主导力量，但税收增长率结构与GDP增长率却非对称。比如2014年，税收增长率超过10%的行业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GDP增长率高的则是建筑业和商业，而总体税收增长率仍然超过GDP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