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成绩单为啥仍“不解渴”？
2014年召开的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有21次部署了“简政放权”。在近期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地晒出了权力事项精简的成绩单，一些省份“权力清单”减掉了近七成。
但新华社一项最新调查发现，百姓、企业办事不方便、不满意的状况仍广泛存在。
当下，简政放权再次成为热议焦点，这项改革也进入到“啃硬骨头”的阶段，人们期待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找到“砍筋断骨”的利器。
调查显示跑三趟就能办成事的不到三分之一
你符合晚婚晚育要求，想当爸爸了，那么，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办好准生证?
没有标准答案。可参照的是：2014年8月，北京市某事业单位的一位准妈妈在烈日炎炎下，顶着孕吐跑足6个公章为孩子“搏身份”。由于丈夫的户口不在北京，这对夫妻还要返回配偶户籍所在地的计生部门开具初婚未育证明，还要加盖1个公章后才能有效。夫妻二人多方打听，最终将6枚公章全部“集齐”。
其实，很多人都像这位准妈妈一样，为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被迫进行“收集”公章、拜遍“码头”的“通关”游戏。
据近期新华社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流程繁琐、手续复杂，依然是2014年百姓去政府办事的普遍感受。在近2500名受访者中，超过78%的受访者认为去政府办事“很麻烦”或“比较麻烦”，超过81%的受访者认为办事流程“繁杂”和“比较繁杂”，办一个手续，有13.1%的人跑了10趟以上，而在3趟以下就办完的只占28.7%，还不到三分之一。
一方面政府部门不断公布简政放权的清单，另一方面，普通百姓仍然觉得“不解渴”。为什么?多地基层干部表示，简政放权后有的部门“一放了之，躺倒不干”，放松监管和服务，存在不作为、慢作为现象，“干部不紧不慢，百姓急得团团转”。
工作多年的杂志社职员小刘从沈阳调到北京工作，在老家的养老保险关系需要调转。他找过相关部门咨询，但都推来推去，没有明确答复。他曾多次到单位所在区域的行政服务中心，但工作人员告诉他，虽然进行了登记，但要向他原工作地发出一张商调接收证明，而这个过程至少要半年。距小刘首次办理养老保险调转已近5年，仍没有回音。小刘考虑再三，决定托关系，找熟人，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在新华社问卷调查中，像小刘这样选择“托关系、找熟人”的受访者超过了七成，“托关系”办事的潜规则仍非常普遍。
“中央的政策暖乎乎，为啥到了窗口单位就让老百姓寒了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倒洗澡水不能倒掉孩子。”简政放权不是单纯减少政府部门的工作量，而是要在精简优化政府工作内容的基础上，提高办事效率，减少拖延扯皮，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一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798项行政审批事项，提前兑现了取消下放三分之一行政审批的承诺。但调研发现，随着简政放权的提速，一些新问题也伴随而生。
——审批刚取消，又来了中介机构的前置“审批”。今年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邢诒川指出：“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还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反而成了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遭遇“中梗阻”，中央取消地方却“阳奉阴违”。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2013年8月1日起全国统一取消和免征“利用档案收费”等3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时至今日，咨询多地房产登记中心发现，南宁、武汉、长春、济南等多地房地产档案部门对于一张薄薄的房产档案证明，仍收取数十元费用，一些地方的物价部门不仅给违规收费发放“通行证”，有的甚至称，之所以对公共信息也要高收费，是要拿来养人和支付系统升级的花销。
——多部门改革联动缺位，实际效果打折扣。西部某市，一个私企业主在当地投资一家企业，简政放权改革，相关审批权从市发改委下放到了县发改委，但十几个部门，下放的只有发改委一家，原来跑市级部门，现在还得市县两级一起跑，“长袖短袖都得顾”。“简政放权有的部门放了有的没放，不仅没效果，反倒增加了办事难度。”这位企业主无奈地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一年多来，出现了很多新问题，但原因并不复杂，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调自己的利益、“动自己的奶酪”，肯定会受到阻碍，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容易的已经做了，接下来必须痛下决心、壮士断腕。
拆除利益“玻璃墙”还要做多少事?
“一些地方，政府不该管的不管，麻烦少了，但财政供养的政府工作人员少了吗?对市场放权，减少企业负担，那宏观税负减少了吗?权力下放，与事权对应的是财权，那地方的财权是大了还是小了?”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罗天昊认为，从这个角度看，简政放权尽管成绩显著，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任重道远。
即将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和有关专家呼吁，简政放权要拆除利益“玻璃墙”，让百姓真正感到实惠，要在五个关键字上下力气。
“减”——不仅要对政府过度权力做减法，还要减职能、减机构、减人员。李佐军表示，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职能、减少政府行政审批的权力，同时根据职能和权力调整减少机构减少人员，“拆庙和还俗”齐头并进，只有全面改革，才能真正增强改革效果。山西省晋中市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有些地方权力下放了，中间人却越养越多。“如果说取消部分审批权是简政放权的突破口，那么人事制度改革则是简政放权的定音锤。”
“转”——干部的心态作风和相应考核体系亟待转变。不少基层干部表示，简政放权后，当前出现了“不审批就不知道干什么”“都讲法就不知道怎么干”“从严了就不敢和企业打交道”等新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面对简政放权的新常态，干部必须适应依法行政、有责必履的新状态，相应的考核体系也应重新构建，向基层干部传递明确清晰的激励信号。
“通”——破除“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吴青指出，为了真正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不仅要清理审批，还要清理前置备案、红头文件的变相审批，更要落实监督机制，部门自我约束和监督，必须从顶层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打破行政垄断、地区封锁、部门梗阻。
“效”——政策千万条，市场主体和百姓感受不到都是“白条”。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吉林省委专职副主任郭乃硕表示，简政放权不仅要做顶层设计，还必须汲取基层智慧，优先解决百姓和企业所急所难。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建议，要强化第三方评估和企业等市场主体评价改革效果的办法，拒绝“纸面政绩”和部门成绩“自说自话”。
“界”——放权同时，固定市场和政府边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要破除权力减了又增，边减边增的往复循环，该舍弃的必须舍弃，该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不能缺位，关键是将行政权力的边界落实到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加大“三个清单”在全国的推广落地力度，最终实现“法无规定皆可为、清单之外无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