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古老遗存彰显中华礼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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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观看“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 记者孙海涛摄

　　考古学家郭大顺 记者孙海涛摄

　　“又见红山”，无可辩驳地证实中华儿女都是“龙的传人”，最确凿的证据就在辽河流域！

　　在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了“华夏第一龙”。到红山文化时期，龙已定型并以精美绝伦的玉器形式出现，C形龙和玦形龙就是其典范。“龙出辽河源”，让辽河儿女充满自信。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和以玉龙为表现形式的龙图腾崇拜，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独特的红山之路，同样让我们充满自豪：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代表的古老遗存，彰显红山文化的文明发展程度；祭祖和祭天为主、祭祀建筑规范化、礼仪制度化，都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后世的礼制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5000年前的辽西地区，红山先民创造的物质文明成就巨大，礼制文化泽被后世。在那里，我们找到文化自信之源，进而照亮我们前行之路。

　　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行的“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是“红山之路”：“红山文化在继承本地区前红山诸文化和相邻地区较早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与同时期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走出了以祭祖和祭天为主、祭祀建筑规范化、礼仪制度化的红山之路，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后世的礼制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余字的介绍，指向深远。

　　在考古学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看来，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等祭祀性建筑遗迹，在类型、结构、组合和布局上趋于规范化，又与后世祭祀建筑有较多共同点，反映出红山文化祭祀礼仪已经制度化，且具有强大的传承力，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的象征，也是中华文化与文明连绵不断的实证。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则认为，在红山文化晚期，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其中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都是红山文明形成的标志。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田广林说，通过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证实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所代表的社会，其社会管理主要通过祭祀祖先与神灵来运作实现。在他看来，“由祀到礼，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根本途径。”中国古代社会不断整合升华远古以来各民族祭祀礼仪制度，逐渐形成多民族社会中共有的“礼制”融合，从而渐进形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模式。

　　 从阜新查海的“华夏第一龙”到朝阳牛河梁的玉玦形龙，见证“龙出辽河源”

　　龙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象征之一，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但对于龙起源于何方，学术界长期以来莫衷一是。

　　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考古学家终于得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龙起源于约8000年前的辽河流域，用郭大顺的话来说就是“龙出辽河源”。依据是：虽然在中原和南方等地区也有早期龙形象出土发现，但辽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期的龙时间最早、类型最多、序列最完整。

　　“龙出辽河源”，这一重要观点背后，有大量的考古发现作支撑。

　　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近20米长的花岗岩石块堆塑巨龙，是目前考古学界公认最早的龙。

　　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视为“华夏第一龙”的石堆龙，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头、龙身处石块的堆摆尤为厚密，龙头向南，昂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跃跃欲飞。

　　在1982年刚被发现时，对其是否为龙，考古学家们持谨慎态度。然而，当它全面呈现出来时，那昂首张口、身躯宛转、似欲腾空飞起的形象使人无法否认，中国最早的龙形象已于辽河流域面世。

　　此外，查海遗址还在陶器上装饰一种浮雕形龙，可以互相印证龙的起源。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辽河流域有了更多与龙相关的发现。

　　最典型的当数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玦形龙(原称“玉猪龙”)和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发现的玉C形龙。

　　当年，牛河梁遗址玉玦形龙出土后，考古学家孙守道、郭大顺就提出“龙出辽河源”的观点。后经系统论证，郭大顺认为，到了红山文化时期，龙已定型并以精美绝伦的玉器形式出现。

　　在红山文化玉器大家族中，玉C形龙同样鼎鼎大名。有专家认为，这种兽首蜷体造型与甲骨文中的“龙”字最相似，是中华龙的本源。

　　辽河流域的龙形象不仅出现于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在赵宝沟文化、新乐文化等遗址中，在岩画、木雕、彩陶和玉雕中，考古工作者也不断有新的收获。

　　据系统论证，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可以分8个类型，按年代早晚排列大致为摆塑型、浮雕型、木雕型、刻画型、彩陶型、泥塑型、玉雕型和彩绘型。

　　郭大顺说，从“先红山文化”到红山文化，再到后来辽河流域龙题材有如此多的表现手法，且有多种动物原型，说明龙这种神化动物从开始出现起就体现出对多种动物的崇拜。

　　在考古学家看来，如果说查海遗址的石堆龙可视为与红山文化龙的渊源有关的标本，那么到了红山文化时期，玉龙数量众多，且造型几乎完全一致，说明龙的形象已经成为被固定下来的规范。玉龙既是东亚玉文化成熟的标志，也是龙起源于西辽河流域的确证。

　　龙为何出现于辽河流域？专家给出的答案是：辽西地区是黍、粟等旱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区，而干旱是困扰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祈雨、祈求农业丰收也是祭祀的重要内容，龙文化在这里起源有它合理的解释。

　　 红山玉器是最早的礼器，龙图腾崇拜成为红山先民共同的精神信仰

　　在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墓葬中只用玉器随葬，大型石棺墓随葬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齐全、工艺讲究。小型的石棺墓里，不仅玉器数量少，有的根本就没有玉器随葬。

　　据此，郭大顺研究后得出结论，“唯玉为葬”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出现在正跨入文明时代的红山社会，必然有其特殊含义，具体表现为玉器特定的功能即作为“通神的工具”，也就是“唯玉为礼”。

　　红山文化玉器可视为最早的礼器。在刘国祥看来，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玉礼制系统，这也是目前我们所能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

　　在其所著的《红山文化研究》中，刘国祥阐述，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并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和以玉龙为表现形式的龙图腾崇拜，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刘国祥提出，红山文化玉礼制系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玉礼制系统具有唯一性，陶礼器的使用尚未构成礼制；二是玉礼器的使用功能具有多重性，红山文化玉器不仅是专供随葬用的礼器，也是墓主人生前举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要工具。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龙应为三种最典型的通天工具，玉人、玉凤、玉龟、玉鸮等也应具有独特的沟通祖灵和神灵的功能；三是玉礼器的使用者具有特殊性。少数高等级大墓的墓主人生前应为掌管宗教祭祀和社会顶层的核心人物，他们生前应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也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红山文化玉器作为红山先民史前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我们解析他们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在沈阳举行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山东省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鲁美妍说，“以玉为葬的习俗体现红山文化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完备的礼制，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开端。”

　　在刘国祥看来，玉龙的出现是红山文化先民共同崇拜龙图腾的重要证据。他说：“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至红山文化，考古材料相互衔接，见证了龙文化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中华龙文化研究具有独特价值。”

　　对此，鲁美妍认为，红山文化的思想核心离不开宗教信仰和原始崇拜，这种思想的建立是通过祭祀仪式和墓葬礼制来完成的，玉器在此充当了重要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标志物的角色，红山文化玉器中最著名的C形龙和玦形龙就是这种认同标志的经典造型。

　　从世界范围的历史看，玉器文明是中国独有的文化体系，在中华文明起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山文化玉器在文明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学者认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在专家们看来，红山文化之后的文化遗存中，也陆续发现了相似的玉器器型，这表明红山文化所建立的文化礼制体系得以持续、传递和发展。

　　“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功能。”刘国祥说。

　　 红山文化形成了敬天崇祖等传统，并传承至今

　　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其文明起源的路径和机制颇具代表性。来自内蒙古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的于建设教授指出，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崇龙尚玉、敬天崇祖等或均源于红山文化，这些都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

　　于建设进一步解释，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祭坛，说明红山文化存在敬天与祭天现象。祭坛是祭祀天神、沟通天人、与天神对话的高台式建筑，同时它也具有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功能。他说，红山文化正式发掘的祭坛，如东山嘴遗址中的南圆北方的双坛，牛河梁第五地点双冢间的方形祭坛、第二地点三重台式圆形祭坛，赤峰敖汉旗草帽山的方形祭坛，都是红山文化存在祭祀活动的实证。

　　当年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发现后，苏秉琦提出二者是祭祀性遗址，而且将文明起源与史前祭祀紧密联系到一起。之后他又十分明确地将女神庙的祭祀对象定格为祖先神。

　　沿着这一思路，郭大顺研究后进行了系统阐释：红山文化坛、庙、冢大型礼仪建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中华文明起源是由巫及礼再到文明产生；礼的出现与中华文明起源关系密切，原始巫术活动又与礼的起源关系密切，即所谓“通神为礼”；考古学上反映出的礼制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

　　郭大顺说：“在辽宁西部发现发掘的大量红山文化遗址中，庙、冢、坛合一迹象十分突出，祖先祭祀、天象祭祀、山川祭祀和神巫祭祀均有非常成熟的文明形态表达，具有非常充分的进入文明初始阶段的实证。”

　　“红山文化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发达的礼仪建筑，显示出其礼制体系的完备、祭祀内容的丰富，也体现了红山文化依靠宗教和礼仪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对朝阳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积石冢等考古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吕学明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吕学明认为，半拉山墓地祭祀性建筑的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就已存在墓祭建筑，这是中国同类建筑的最早实例。祭坛与墓葬紧密结合，是红山文化积石冢的重要特色。同时，这种现象在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也有发现。相比较而言，红山文化的祭坛层级更明显、形制更规范、属性更明确，并附有筒形器、塔形器等专门且独特的祭祀陶器。

　　田广林说，通过对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20余年的发掘、研究可知，红山文化的先民在原始信仰、原始宗教和古礼祭祀以及巫神观念方面已形成体系，已经具有相当严谨的管理行为和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工，并通过发达的礼仪用具和仪轨设置，表现出对礼制与秩序的诉求。

　　红山文化时期，先民的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其绵延不绝的传统习俗，以及流传至今的建筑理念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专家认为，牛河梁遗址的圜丘式祭坛及“北庙南坛”的布局特点，从商代以后直到明清时期都被传承。

　　苏秉琦提出，牛河梁遗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

　　从5000年前的牛河梁祭坛，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天坛，一脉相承地体现着中国古人对于建筑形制和内涵的追求，将中国独特的礼制与文化固化为传统、物化为建筑。有人说，“站在天坛，我们似乎依旧能够感受到红山先民面对天地自然时所秉承的那份虔诚与谦卑。”“5000年前的红山人已经形成了祭天地、拜祖宗、敬天法祖的传统，而这恰是中华文明最鲜明的‘胎记’”。

　　“红山文化的精神理念离我们很近，五千年的文明并不遥远，我们当代人跟祖先是心灵相通、传承至今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刘国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的精神成就，也是当今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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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起辽河影响后世

　　“龙出辽河源”，并且影响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对此，有人质疑，红山玉龙与今天的龙形象相差甚远，怎么会是龙的起源呢？对此，专家解释，龙的形象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经历了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期发展，但直到今天，龙的形象还在不断地衍变和发展。

　　考古发现，红山玉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传播到中原和南方，安徽凌家滩遗址和浙江普安桥遗址出土的玉龙都是确证。同样，在河南安阳的殷墟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玉龙。距今3000多年前，华夏龙文化光被四表，抵达了珠江流域。

　　也有专家认为，2004年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距今至少3700年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是真正影响华夏文化龙图腾的直接来源。

　 　玉猪龙还是玉熊龙

　　参观“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时，记者发现，印象里的“玉猪龙”，被冠以“玉玦形龙”之称。

　　对此，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周晓晶解释，这种玉龙最初在20世纪80年代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首次出土，当时的考古工作者认为其头部似猪首，其原型是猪，而其身体部分进行了抽象变形，具有神秘色彩，因此将其定名为“玉猪龙”。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将红山文化与五帝时期的黄帝部族联盟联系起来，而史载黄帝“号有熊氏”，因此倾向于将这种玉龙定名为“玉熊龙”。

　　郭大顺认为，这种龙短耳圆目，吻不外伸，其实应为熊的形象，而牛河梁的积石冢中又多次发现熊骨，说明红山人有以熊为祭的习俗。在女神庙中曾发现类似的泥塑动物，这也应是熊的形象，所以把“猪龙”改称为“熊龙”似更为准确一些。

　　本版资料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