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语”野象 守护生命
2015年3月3日下午，上海，瑞金酒店。
一场特殊的圆桌会议即将举行。来华访问的英国威廉王子将与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减少消费需求的解决途径。
作为中国研究野生亚洲象时间开始最早、成绩最为突出、成果最为系统的科学家，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张立受邀，成为这次圆桌会议大学科研机构的唯一代表。
若干年前，张立率领自己的团队对我国境内的亚洲象建立了系统档案，头数仅在221~245头之间，是一种比大熊猫还要濒危和珍贵的野生动物。由于种群内成年雄性个体十分有限，他深知，每一个亚洲象盗猎事件对未来种群可能造成的危害及影响。
“公众人物能够通过他们的表态，带动支持者做出行为改变。”张立说：“必须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并不单单只是保护一个种群，而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健康，保护当地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为了更好地保护所研究的物种，慢慢地，张立从一个单纯的学术研究者逐渐成为一个参与保护的实践者，与亚洲象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情感联系。
好奇心引领他走近亚洲象，对其的研究从模糊到清晰、从微观到宏观、从基础到深入
1999年，刚刚博士毕业的张立来到西双版纳，将亚洲象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个濒危物种。在此之前，张立发现除了20世纪80年代斯里兰卡学者进行过短暂考察外，国内并没有系统的成果，连象群的基本数量都难以判定，更无法得知大象种群的性别、年龄、家庭状况。
张立的研究从“数大象”开始，在西双版纳的原始丛林中走村串户进行访谈。根据保护区提供的资料以及老百姓反馈的信息。张立初步估计，我国的亚洲象不会超过250头。
“估计”不是科学家满意的状态。专注常人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花费无数琐碎凌乱的时间，熬红双眼，殚精竭虑，科学家们毕生所求的正是缩小“估计”与“精确”之间的细微距离。哪怕这个距离仅有0.1毫米，短到不能再短，但在科学家那里，跨越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却要很长，有时常达数年，有时甚至一生。
张立的方法是跟着村民在原始森林里“跑”，远远地跟踪大象。一旦发现有大象出没的迹象，他就拿起相机拍个不停。因为真正见到大象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浓密的树林挡住了远眺的视线，穿行原始森林既累又危险。更多时候张立只能追踪到大象的足迹和粪便，又或者徒劳无功，疲惫地坐在山头上，等山对面的大象出来。
不过要是真的见了大象，纵然机会难得，也要考虑安全性。大象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温顺，它不仅暴躁，而且易怒，一旦被挑衅，行动非常迅速，人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当地曾发生过多次人被大象踩死的情况。
有一次，张立他们沿着一条几米宽的象道追踪大象，远远地望见前面考察的人慌忙往后“逃”，说是大象正往这个方向跑来。还有一次，张立的学生看见了一堆热气腾腾的象粪，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因为这说明大象就在附近。
慢慢地，张立掌握了一些大象特征、照片等基础资料，在西双版纳建立了野生动物观察站，几位学生留在那里长期做个体识别。2001年，国际上出现在粪便中提取DNA确定个体的方法，张立和他的团队把它应用到大象种群数量的确定中来。
通过样线以及长年的实地监测，张立所带领的课题组从分子、个体和种群水平，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野生亚洲象的种群现状、数量、分布、行为习性和遗传状况，在国内首次明确提出我国亚洲象野生种群数量在221~245头之间。
这是一次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中国的亚洲象在云南，云南的亚洲象在西双版纳。自此，亚洲象再也不是模糊的神秘状态，而呈现出了清晰的种群状况、行为习性和遗传状况等信息图。
耐心细致、长期坚持不懈的观察
看似奇怪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是对大象保护的欠缺或忽视
一只看上去完全不动的雄性羚羊伫立在山巅；一只蜥蜴在阳光下静伏不动；一只雌萤在幽暗的角落以固定的频率放射冷光。
这些千奇百怪的动物行为到底在表达什么？动物的每一个举动似乎都具有特有的意义，但离开了行为学的研究，这些意义就不能被读懂。
张立就是野生亚洲象行为的“解语者”，也是他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野生亚洲象与圈养亚洲象面临的生存压力不同。象的社会结构对于社会行为的发展进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寻找食物、水源，躲避捕猎者，照顾后代等，存在很多合作及帮助行为。
在西双版纳研究期间，张立经常听到老百姓谈论关于大象的各种事情，“我们这儿的大象吃被子、吃铁锅，我们这儿的大象晚上才活动，我们这儿的大象上公路。”
这些看似奇怪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可能就是对大象保护所欠缺或忽视的方面。在思茅和西双版纳地区，张立对野生亚洲象的栖息地选择行为、活动节律、觅食行为和食性等开展了深入研究，解决了很多困惑当地老百姓的问题。
以大象吃被子、吃铁锅为例。实际上，这并不是大象的“癖好”，而是大象为补充自身需要才出现的行为。
大象每天需要大量盐分。原本当地有很多硝塘，大象可以通过饮用硝塘中的水来补充盐碱和矿物质，但在农田改造的过程中，大量硝塘被填埋或消失不见了。而铁锅炒菜、被子接触人体过程中都能产生大量盐分，于是就出现了大象吃铁锅、吃被子的“奇闻”。
后来，张立和当地林业局沟通，挖了两个人工硝塘，建在远离村寨的林子里，类似的新闻自然少了很多。
2003年6月，为打通昆明至曼谷的国际大通道，思茅至小勐养的高速公路开始施工建设。路线全长97.7公里，其中有37.2公里穿过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亚洲象数量最多的保护区，有100多头野生亚洲象在此生活。
为了让野象方便，公路建设者特意在野象出没频繁的“野象谷”等地，顺山势为其修建了专用通道，同时在架桥时将桥的高度提升了8~15米，以利于野象通过。然而，野象走到高速公路引发撞车事件还是经常发生。
一筹莫展之际，西双版纳公路局找到了张立，希望他能解决大象上公路的问题。张立和他的学生林柳带着团队做了近两年的监测。通过录像、拍照、巡逻以及走访调查等多种方式，终于了解了大象走公路的原因。
原来，大象活动并不是无规律的，而是遵循一定的“象道”，这些“象道”是一条似道非道的“路”。大象一旦选择，象道就会固定，很难改变。哪怕几米之外就是人类给设计好的道路也不行。
明白这一点后，西双版纳公路管理部门进行了调整，一方面加固围栏，一方面在修建好的象道旁种了很多大象爱吃的植物，希望通过这些改变让大象适应新的象道。
研究对象受到威胁生命危在旦夕
把参与式保护落到实处，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否则，研究对象日益减少，才是真正的悲哀
严重的盗猎和不断减少的栖息地对亚洲象种群产生了巨大威胁，也加剧了人象冲突。由于大象非常聪明，体积庞大，没有天敌，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越来越胆大。为了防止大象的侵犯，人们在有些地方架起了电围栏。大象被电过一两次之后，就识破了人类架围墙、设电围栏、挖壕沟的“手段”，学会了用脚踩倒围栏、用树枝给电围栏放电、用鼻子往壕沟中填土，继续来吃庄稼。很多时候，老百姓也哭笑不得。
为了补偿大象对村民造成的损失，西双版纳当地政府每年不得不拿出500万~600万元，作为人象冲突的补偿金，用于购买商业性保险。
同时，人类也对亚洲象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威胁，栖息地遭到破坏，由此造成了生态环境破碎化，种群隔离，基因流中断。
如何处理人象之间的矛盾，既确保野生亚洲象自由地生活，又保证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不受打扰，成为张立面临的主要问题。
张立提倡参与式保护，认为保护需要不断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只有把保护落到实处，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否则，研究对象日益减少，将是研究人员真正的悲哀。
2000年4月，在张立的推动下，云南省思茅地区林业局成立了亚洲象保护办公室。同年，思茅亚洲象栖息地保护和社区发展项目正式启动，思茅市南屏镇整碗办事处石头山大一社作为第一个试点村寨，全面启动了互助基金项目。
这个项目涵盖社区发展、环境教育和科研等，帮助村民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来提高村民对大象造成损失的承受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项目还从环境教育着手，让当地人了解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重要性。
几年下来，人象冲突乃至盗猎的状况都好转了很多。
最近几年，张立又在积极推动中国和老挝两国建立跨国联合保护机制，主要是为了防止成分复杂、手段残忍的跨境盗猎者对亚洲象的威胁。通过对中国和老挝两国保护区管理人员的培训，加强沟通联系，使亚洲象的跨国保护机制完善了很多。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林柳说：“张立老师的工作能力十分突出，具有极强的沟通能力，曾先后担任过国际动物保护组织IFAW的中国代表、保护国际CI的中国项目负责人。开阔的国际视野，让他为亚洲象争取来不少的保护资金和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