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亲友团全力助她捐肾救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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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肾救夫的柴荣芬(左二)与母亲肖淑珍、儿子张哲、四妹柴荣露、外甥许浩然在一起。

　　2009年，38岁的张金泉被确诊为尿毒症晚期。面对换肾的残酷现实，面对巨额的医疗费，妻子柴荣芬勇敢地站了出来，她不仅凑够了手术费，还把自己的一个肾脏移植给丈夫。术后，面对每个月近4000元的药费，柴荣芬的亲人又站了出来，帮他们照顾孩子，替这个家还债，帮张金泉买抗排异药物。今年8月省妇联公布的全省最美“慈母贤妻孝女”15人名单中，来自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东村的柴荣芬名列其中。

　　一个9岁的男孩因为不想拍照躲到了桌子底下，妈妈和姥姥喊他，他像没听见一样。直到老姨叫他，他才跑过来，靠在老姨的腿上害羞地看着镜头。他是柴荣芬的儿子，但他从来不管柴荣芬叫妈，而是叫二姨。

　　姥姥说：“这孩子从6个月开始就是他老姨带着，管他老姨叫妈，管他老姨父叫爸，跟父母一点也不亲近，他们走就走，来就来，就像跟他们没关系似的。前几天，他爸微信视频要看看他，可是他躲了，不让看，说那不是他爸，是他二姨父。”

　　11月18日，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东村柴荣芬的弟弟家，柴荣芬在儿子拒绝认妈的苦涩中，讲起了8年前她捐肾救夫的一幕幕。

　 　丈夫莫名病倒

　　2008年秋天，临近预产期的柴荣芬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建议第二天做剖宫产手术，丈夫张金泉就楼上楼下地办理入院手续。其间，张金泉几次跟妻子说，不知为什么，腿沉沉的走不动路。

　　两人1993年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一直也没有要二胎。苦干了十几年，日子终于好起来了，张金泉就盼着妻子能给他生个儿子。

　　儿子出生的喜悦冲淡了一切，也包括张金泉身体上的不适。但在一周后，当张金泉和妻子抱着儿子回到家里，还是感觉不对，总是莫名其妙地累。

　　当柴荣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孩子已经快满月了。柴荣芬说：“孩子的事忙完了，我丈夫和我弟到山坡上拉苞米秆，结果刚到山坡上，我丈夫就发现自己根本干不动，他把车扔在山坡上，自己就回家了。我看他躺在炕上脸色特别难看，当时还想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不是跟我弟弟生气了？”

　　这时，张金泉再说自己全身没劲儿时，柴荣芬马上让弟弟带着张金泉去医院。医生最初也没把张金泉的病情看得很重，说是贫血，就给开了半个月的药。药开回来了，吃了几天却一点也不见好转。柴荣芬又让弟弟带着张金泉换一家医院看，结果医生还是按贫血给开的药。

　　当时已临近春节，张金泉就这样坚持过了年。大年初六，柴荣芬又让弟弟带他换一家医院检查。在这家医院，医生一听病情就要做穿刺检查，但旁边一位年龄偏大的医生说了一句：“我看病人的脸色就知道得的不是什么好病，还是让他去沈阳的医院查查吧。”

　　当弟弟把这句话转述给姐姐时，柴荣芬害怕了，她决定让弟弟带着张金泉到北京进行彻底检查。

　　 北京三家医院作出同样诊断

　　在北京连走了三家医院，诊断的结果都是尿毒症。因为当时透析治疗是全国统一价，三家医院的医生都建议病人回阜新治疗，既省钱又方便家人照顾。

　　回到阜新后，张金泉直接住进医院。在医院住了10天，也做了几次透析，但病情却越来越重，当时眼睛已经看不见字了。无奈之下，只能再次奔往北京，并在一家医院住下。几天后，弟弟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姐夫拒绝治疗，医生这边刚给扎上点滴，他那边就把针头给拔了。柴荣芬说：“我丈夫在电话里跟我说，钱花得太多了，怎么治也治不好，不如不治了，想回家。”

　　听说张金泉在北京放弃治疗，他的父母兄弟叔叔大伯全都赶到柴荣芬的弟弟家，与柴荣芬的家人讨论了整整一宿。最后大家的一致意见是，张金泉的病太严重了，不换肾就是等死，只有亲人给捐肾一条活路，而且前前后后得30多万元，筹钱也是问题。听大家说了一宿，柴荣芬在天亮时作出决定：“我得去看看，我得救他。”

　　把正在吃奶的儿子扔给四妹柴荣露，柴荣芬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漫长的15个小时，让柴荣芬把自己和张金泉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都回忆了一遍。

　　一个好朋友介绍他们认识时，张金泉只有20岁。1.6米的身高，虽然有一个吃商品粮的户口，但却既没班上也没地种。

　　女儿找这样一个对象，注定会遇到阻力，其中明确反对的就有柴荣芬的母亲肖淑珍。今年77岁的肖淑珍说：“我们经历得多了，知道条件不好结婚之后的日子有多苦。可她自己乐意，做父母的就没招了。”

　　相处两年后，柴荣芬和比自己小4岁的张金泉结婚了。他们先跟父母住了一个月，后来干脆借朋友的房子住。因为不忍心看着女儿四处借房住，木匠出身的父亲砍了两棵大树，再四处求人帮忙，给女儿和女婿盖了四间房。

　　后来可以出去打工了，没有地种却肯吃苦的张金泉也渐渐把日子过得好起来。然而，就在结婚的第15个年头，就在儿子刚刚出生6个月，他却要面对死亡。

　　柴荣芬回忆说：“当火车开进北京站时，我就想，要能和我丈夫一起坐火车回家，得多美啊！”

　　 一句话让丈夫同意继续治疗

　　虽然坐火车都得有人帮着买票有人负责接站，但在丈夫张金泉面前，柴荣芬有着绝对的权威。她见到丈夫后只说了一句话：“你死了，我怎么办？”张金泉看着妻子，放声大哭，当即同意继续治疗。

　　柴荣芬找到丈夫的主治医生，询问换肾的事。当医生说他曾经给一对夫妻移植过肾脏，柴荣芬马上决定自己也试试。

　　柴荣芬做决定时，夫妻二人在病房里曾有过这样几句对话：

　　张金泉：“你要是再有个意外，孩子怎么办啊？”

　　柴荣芬：“我也没别的招啊，我要不救你，你就得等死，我不能扔下你不管。”

　　张金泉：“你把肾给我，就是成功了也干不了力气活，以后两个孩子咋整啊？”

　　柴荣芬：“没事，就是要饭去，咱俩也一起去！”

　　配型成功后，柴荣芬母亲再次成为反对者。如今，肖淑珍已经满头白发，但再次提起当初的事，她仍然思路清晰。“如果手术做不好，两个人都活不了，就剩两个孩子怎么办？如果不割肾，至少两个孩子还有妈在啊。”

　　女儿的坚决态度和亲人的反复劝说，逼得肖淑珍再次妥协。因为女儿没能力拿出那么多钱，她向另外3个女儿和唯一的儿子发话了，一家给拿3万元，手里没有就自己想办法。

　　几天后，当4个儿女拿着用报纸包着的两捆钱走出大门时，肖淑珍坐在炕上号啕大哭。肖淑珍说：“你说活蹦乱跳的人，就给割下一个肾去，好了行，要是出个意外可怎么办啊？”

　　在北京的医院里，柴荣芬同样紧张，“手上扎个刺都疼，你说从身上切去一个肾，谁能不害怕？”

　　推柴荣芬进手术室的是自己的婆婆和婆家的一个叔叔。还没等推进手术室，那个快60岁的叔叔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他是病人，出不来我们也认了。可你是好人，要是出不来，我可怎么回去见人啊？”

　　再睁开眼睛时，柴荣芬看见了大姐和三妹。在那一瞬间，柴荣芬知道自己没有死。6天后，可以下地的柴荣芬到一间特护病房外，从窗户看了一眼平躺在病床上的张金泉。

　　 接续治疗全靠一家人支持

　　张金泉在那间封闭的病房里平躺了15天。对于柴荣芬来说，那段日子的等待是幸福的。偶尔她还会想起两人恋爱时的小浪漫，张金泉骑着自行车专门来接她这个没过门的媳妇回家吃饭。每一次想起当时张金泉进院时腼腆的样子，她就盼着病好后再坐一回丈夫的自行车后座。

　　然而，现实残酷得让这点小浪漫都无法实现。手术成功后先要进行8个月的疗养，接下来就要面对每个月4000元的抗排异药费。回到阜新，夫妻二人直接就到县城打工，一个人在街头蹬三轮，一个人在饭店刷盘子。没有技术的两个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挣不来每个月4000元的药费，更别说还债了。

　　因为无处借钱，柴荣芬只得再跟自己的亲人张口。

　　提起当时女儿的难处，肖淑珍说：“在农村，盖房子、娶媳妇、嫁姑娘时用钱好借，借钱给病人，尤其是这种病，有去路没有回路的钱，谁都不愿意借啊。”

　　四妹柴荣露说：“后来我妈就下令了，这个月你掏，下个月他掏，也别说有钱没钱的，四五家就这么轮着给拿。肾也割了，手术也成功了，不吃药不白救了吗？”

　　“我们这个家，一家不是一家，两家不是两家，三家不是三家，反正谁挣了钱，不分你我，全都拿出来帮我姐。”

　　“从我姐夫有病，一家人就在这儿，后来我弟弟一家三口搬到县里。他说他年轻力壮，怎么都能养活一家人，让我姐他们在这儿吧，不管怎么说，回到家里我妈还能把炕烧热乎了。”

　　“我丈夫以前在集市上做点小买卖，后来一看这样不行，也出去打工了。连着三年，头天晚上打工回来，第二天就把钱给我姐拿去还债了。有些钱是带利息的，不早点还上这辈子就还不清了。”

　　“我二姐去北京割肾时，她儿子才6个月。他妈走了，我得给他喂奶粉啊，可只在家喂他还不行，我还得出去打工，把奶粉钱挣出来。”

　　正如柴荣露所说，在一家人的支持下，术后8年的张金泉身体一直保持很好。现在他又在北京找了一份刷碗的工作，虽然挣得很少，但是买药方便，还可以省下去北京买药的路费。

　　同样在北京打工的柴荣芬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回家休养两个月了。她说她想陪陪孩子，但9岁的儿子却不肯管她叫妈。

　　8年艰辛，虽然腰间那条长长的刀口还在，但是柴荣芬已经没有了当初捐肾救夫的激情，有的只是对亲情的感动：“我这辈子，欠这些亲人太多了，欠我这妹子太多了！”

　　 补记

　　最美的烟火

　　面对捐肾救夫这样一个直面生命的采访对象，记者在沈阳开往阜新的列车上，看了一部名为《修复生命》的法国电影。这个以器官移植、拯救生命为主题的电影，有很多直面生命的特写，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片中那个单车少年在街头飞驰，追赶地铁上心爱姑娘的片段。那正值青春的人和事，让人不禁感慨生命是如此美好。

　　坐上阜新开往务欢池镇的长途客车，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种类和高度的防护林，看着偶尔相向开过的大货车，记者很快就回到了现实。

　　柴荣芬脸上不仅没有捐肾救夫的英气，甚至还有点不敢抬头见人的自卑。她说怕见到熟人，欠着人家钱还不上，见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她的心里却全是谢意，包括借给她钱的亲友，自己的姐妹兄弟，素不相识的人和当地政府。

　　采访时，柴荣芬姨家的一个妹妹来串门，记者问她是否也借钱给柴荣芬了？她点点头，然后就是带着人间烟火味的回答：“这事咋说啊？这么大个事儿，得救命啊！”

　　接下来她说，我这都不算啥，她四妹柴荣露最伟大。

　　柴荣露接着说，她丈夫和她儿子做得更好。“我丈夫出去打工，连挣了三年钱，都给我姐夫还债了。我儿子在县城上中学，我一周给他20元零花钱，他每次回来都要给他小弟买点什么。我儿子说，他一进院弟弟就奔他来了，他不能空着手啊，哪怕买一瓶矿泉水呢！”

　　因为这个妹妹做得太好了，柴荣芬的儿子干脆管老姨叫妈，管老姨父叫爸，而且还自己给自己改了一个随老姨父姓的名字。

　　柴荣芬要感谢的人太多，每说一件事，她都感动得要落泪。“当时我小姑子在北京做家政，她干活儿的那家人听说她哥哥得病了，马上就让她把人领到北京来，并且带着我丈夫走了三家医院，反复检查。”

　　“我丈夫在县城蹬三轮车那5年，那些一起干活儿的，总劝他少干点。活不好时，突然有人要坐车，大家谁也不动，都把活儿让给我丈夫。”

　　当然，帮助这个家的还有当地政府，做手术时镇里给柴荣芬拿了1500元，后来还把她家列为低保户进行救助。今年，柴荣芬被省妇联评为全省最美“慈母贤妻孝女”后，镇上还给她发了一个电饭锅作为奖品。柴荣芬很高兴，“正好家里做饭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