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古烁今 新中国首审日本战犯

        成立特别军事法庭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的重任落在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的身上。

        收到消息之初，贾潜深感责任重大。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你是毛主席考虑再三的人选，不好更改，你感觉责任重是好事，只有这样想，才能把事情做好。”

        周恩来同时强调，需组织个“坚强的班子”，如副审判长、审判员等。他让贾潜先考虑这个意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审批。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任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名单。组成是：庭长贾潜，副庭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军法少将）袁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朱耀堂，审判员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军法上校）王许生、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军法上校）牛步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徐有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郝绍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殷建中、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军法上校）张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张向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杨显之。

        此次会议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对于处理日本战犯的依据、原则及有关事项作了明确规定。

        《决定》指出，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

        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在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刑。在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合并论处。

        四天后，抚顺战犯管理所用广播器向战犯们宣布了《决定》。广播声落，人声沸腾。战犯们喜愧交集，以泪伴语，说《决定》宣布的每一个字都关系着他们的前途和命运。

        罪行败露  唤醒未泯良知

        1956年6月9日上午八点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藤田茂、铃木启久、长岛勤、鹈野晋太郎、上扳胜、船木健次郎、佐佐真之助、榊原秀夫等8名军队系统日本战犯。到庭旁听的有中央一级和辽宁、沈阳等省市机关、部队、团体、学校的代表320余人。

        法庭按照审判程序，在查明本案各被告人、证人的身份，宣布法庭的组成人员以及翻译员、证人、鉴定人具结后，即开始进行犯罪事实的调查。首先由首席检察员宣读了起诉书。然后审问被告人和有关的证人。

        被告人藤田茂对法庭的讯问，采取了答非所问、东出西窜的应付方法，企图推卸和减轻罪责。但由于及时运用了证据，传讯了证人，被告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审判被告人铃木启久时，证人周树恩在控诉铃木启久在潘家戴庄以活埋、火烧、棍打等残忍手段杀害孕妇、婴儿和其他居民1200余人的血腥罪行时，言辞激昂，情绪悲愤，大部分旁听的群众都哭了。当周树恩脱下衣服，请法庭验看被火烧烂的伤痕时，被告人铃木启久被吓得跪在地下谢罪。

        这天休庭后，铃木启久思想很沉重，哭了一场。他说自己该杀，在法庭上见证人脱了衣服说这是日本鬼子带来的痛苦，也不知道怎样就跪在地上了，一生也忘不了证人的话。

        由于起诉书所控的罪行，仅是被告人的一部分调查证实的罪行，而没有把侦查期间他们所供述的罪行全部起诉，他们表示非常感激。也有些被告人要求法庭允许他们陈述全部罪行，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

        很多被告人对于在审理他们的时候，不仅有证人，还有鉴定人；不仅自己可以陈述，还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并且还可以向证人提出自己的问题，表示感激。法庭还向翻译员、证人、鉴定人讲时故意翻译错、作错误的鉴定以及作假证要负刑事责任，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战犯的处理是公平、公正、实事求是的，表明了中国法律的严肃性和民主性。

        有不少人随时做笔记，几位年老的全国政协委员也参加了旁听，有一位还说：“真是汗流浃背，泪流满面。”

        长跪不起  乞求灵魂救赎

        7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理武部六藏、古海忠之、岐部与平、杉原一策、沟口嘉夫、中井久二、横山光彦、斋藤美夫、宇津木孟雄、志村行雄、西永彰治、吉房虎雄、藤原广之进、木村光明、堀口正雄、上坪铁一、小林喜一、佐古龙祐、蜂须贺重雄、原弘志、三宅秀也、今吉均、柏叶勇一、田井久二郎、鹿毛繁太、筑谷章造、岛村三郎、野崎茂作等28名战争犯罪分子。被告人武部六藏因病未能押解到庭，经法庭根据医生诊断，裁定另派审判员前往养病地点审讯。

        被告人都表示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

        被告人三宅秀也说，起诉书上已经有人证物证，不请那些证人也是可以的。看到法庭从各地请来许多证人，这也可以看到中国国民实事求是的精神。被告人斋藤美夫说：“出庭的有伪满的日本行政、宪兵、警察、司法官吏，也有伪满各部的大臣，因此在法庭上更明显地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的勾结，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我确实感到惭愧，今天只有低头认罪。”

        7月8日，法庭先后审理了被告人佐古龙祐等3名铁警系统的战争犯罪分子。证人周化祯控诉伪锦州铁道警护抓捕并以火钳夹、过电、竹签刺阴道等惨无人道的酷刑拷问她和她的丈夫周振寰时，旁听的绝大部分人都忍不住哭泣起来。有的一边流着泪一边用笔记录周化祯的悲痛遭遇，有的女同志把手帕都哭湿了。

        在证人控诉时，佐古龙祐鞠着九十度的大躬，始终不敢抬头。在翻译人员痛哭流涕地翻译周化祯证词的最后一段时，佐古龙祐又连着向翻译人员鞠躬。

        佐古龙祐回到监号对管教人员说，今天深深感到了自己罪行的严重性，罪行就像亲眼看到的一样摆在眼前。他哭着表示：“以后如果法庭允许我表达意见时，我一定再向中国人民谢罪。”

        7月9日，法庭对被告人今吉均进行了事实调查。在证人田文哭诉今吉均命令下属杀害了他的父亲田振东（抗联第九路军司令员）和祖父，并且逼迫他母亲带领他和三岁的弟弟躲避在草塘里，结果弟弟冻饿而死，母亲被吓得精神病和半身不遂而成了废人的罪行时，今吉均连忙跪在地下，向田文叩头不起，并浑身颤抖地说：“我真是一个杀人鬼，我害了反抗我们侵略的爱国者，还杀害了田振东先生和他的父亲，还使他们一家离散，我犯了重大罪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把我千刀万剐也赎不了我的罪行，我要求给我严惩。”

        权德源:法庭庄严审判民主

        “在东边雪白墙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台上是审判长、审判员席，台下法庭区域是正方形，前面是书记员席，北侧是公诉员席，有20多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入座，对面南侧是律师席，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20多位辩护律师人员入座；审判长正对面北侧是被告人席，旁边是翻译员席，南侧是证人席。”这是现年83岁的特别军事法庭工作人员权德源的记忆。

        权德源说，法庭区域外，后面是旁听观众席，有100多个座位。来自全国各地各界人士1500多人先后参与旁听。观众一律凭由特别军事法庭发给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入场券入场，法庭区域的四角有解放军战士站岗，二楼是工作人员席。

        特别军事法庭成员都在胸前佩戴发亮的黄铜胸章，胸章上用大红印刷体分三行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字样。法庭成员一律穿着当时的法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并佩戴领带，穿黑皮鞋。

        每天开庭时，由书记员按电铃。头一次铃响，旁听观众入席；第二次铃响，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证人、翻译人员入席；第三次铃响，审判长和审判员入席。审判长入庭时，书记员喊：“全体起立”，这时全场人员起立，审判长坐下后，其他人员一起坐下。庭内严肃、庄严。

        1956年6月9日第一天开庭时，审判长向被告人宣布：“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向证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也可以自己辩护自己，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被告人听完后，都回答“是”。

        重获新生  捍卫和平友好

        6月19日，特别军事法庭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军事案，判处铃木启久等8人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7月20日，法庭宣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官吏案，判处武部六藏等28人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

        被告人岛村三郎在《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这样记述：这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这27个人排成三列，站在鸦雀无声的法庭中间。台上是审判长和两名审判员，台下是由七、八名检察官组成的国家公诉人小组，左侧是辩护律师小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我们紧张地逐字逐句地静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当听到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时，岛村三郎有说不出的激动和高兴，腿也不疼了，好像能立刻飞出去似的，浑身是劲。“我对中国人民给予我的第二次生命十分珍视，对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万分感激。”

        判决古海忠之后，古海忠之说：“对我只判十八年徒刑，这是我想也想不到的宽大处理。”最后陈述时，古海忠之说：“我真不知道应该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说什么好，我只有由衷地表示感激。”

        在宣告判决后，管教人员先后找被告人进行了谈话。他们认为特别是关押一日抵徒刑一日，非常宽大，非常感激。他们还认为今后有了希望，一定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坚决走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道路。许多罪犯在谈话中都感动得流了眼泪。

        原弘志说：“受到这样宽大判处，使我感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中国人民所指出的反战、和平的道路，是我今后唯一正确的路途。”

        野崎茂作说，为了谢罪，今后一定将余生献给为和平、为人民有益的事业，哪怕能赎过罪行的万分之一也好。木村光明说，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判处，今后一定要抱着希望和光明前进。

        日本战犯归国后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在日本各地建立了支部。他们以“贡献于和平与日中友好”为宗旨，反对侵略战争，推进中日友好。他们出版的《三光》《我们在中国做了什么》等书籍揭露了侵华罪行，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藤田茂曾说，一位到中国访问的日本客人归国后曾对他讲：“中国人说让我们把过去战争的事忘掉吧，为两国人民未来的幸福和平友好相处奋斗吧。”藤田茂对这位客人的无知感到遗憾。他说：“谁能忘掉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呢？谁能忘记祖辈传下来的房屋被烧掉了呢？”在他看来，反省侵略战争，揭发军国主义，才是日中友好的基础。

        “日本必须正视侵略战争的本质，从思想上加深和反对侵略战争，才能正确理解‘把过去都忘掉了吧’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是59年前正义的审判给藤田茂的深刻感悟。

        如今，这次正义的审判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大都已离开人世，但新中国为改造战争罪犯灵魂、构建中日友好氛围、追求和平的努力和成果，彪炳史册，震古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