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预测：2016年GDP增速为6.66%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燕武发布CQMM2016年春季预测结果：预计2016年GDP增速为6.66%，CPI将上涨1.48%；2017年GDP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探至6.58%，CPI将略降至1.39%。未来两年在投资减速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速还将继续下行，但增速下降的幅度会有所减缓；陷入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
　　2016-2017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2月25日上午，厦门大学与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在京联合举行“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6春季预测发布会”，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6年春季预测报告；同时，发布经济参考报社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百位中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2016)”的调查结果。
　　本次发布是CQMM预测与政策模拟结果的第二十次发布，主要内容有：(1)回顾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并对2016年和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共八个季度)运行趋势展开预测；(2)模拟分析人民币快速贬值的宏观经济影响；(3)探讨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的供给结构改革路径；(4)依据模型预测及政策模拟的结果，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与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6.9%，是过去25年以来的最低增速。短期来看，需求疲软是当前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论是在各个行业还是对于各类投资主体都出现普遍的下降；其次，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的持续减缓，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扩张；最后，出口需求的持续疲软，以及因中国国内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而导致加工贸易行业不断萎缩，抑制了出口增长。
　　课题组基于以下外生假设条件：
　　1.2016年和2017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分别为2.6%，欧元区经济增速也均为1.7%；
　　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2016年、2017年末分别贬值至6.7、6.8；同时，而受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未来美联储实际加息步伐以及欧美经济数据的综合影响，2016年欧元兑美元的汇率将贬值为1.06，2017年为1.15；
　　3.预计未来两年央行将维持(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2016年、2017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将分别比上年增长13.4%、13.1%的水平，且2016年第二季度可能降息一次，调降25个基点；年内可能实施三次降准，每次50个基点。
　　基于CQMM模型对未来两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结果显示：
　　1.未来两年在投资减速的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速还将继续下行，但增速下降的幅度将减缓；陷入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预计2016年GDP增速为6.66%，在2015年的基础将继续下降0.25个百分点。2017年，GDP增长率将可能进一步下探至6.58%，比2016年下降0.08个百分点。经济减速的下行压力将来自剔除无效产能所引发的失业及债务风险释放，由于企业利润下降、银行的惜贷所导致的投资减速，人民币汇率波动所导致的资本流动风险等方面。另一方面，来自供需两个方面的结构调整的效应也将不断显现：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将有利于保持就业稳定；投资结构的调整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制造业转型升级将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收入增长。结构调整将逐步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季度同比的GDP增速变化看，预计2016年一季度将增长6.64%；第二季度增速将进一步下降至6.61%；随后三季度增速小幅回升至6.68%，四季度增速有望回升至6.70%。全年呈现“前低后高”的变化态势。
　　2.2016年CPI预计将上涨1.48%，涨幅比2015年上升0.04个百分点，到2017年，CPI增速将略降至1.39%。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在未来两年中仍将继续维持负增长，但是降幅在去过剩产能、增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将有望大幅收窄。2016年PPI预计为-3.31%，2017年有可能大幅收窄至-0.66%。2016年，GDP平减指数(P_GDP)增速可能微升至0.09%；2017年回升至1.26%。预测表明未来两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相对较小。
　　3.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房地产业的过度库存以及企业普遍较高的实际债务负担将继续成为投资减速的下行压力。2016年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9.13%，比2015年下降1.11个百分点。2017年，随着供需双方结构调整所引发的有效投资需求将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支撑，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回升至9.22%。
　　4.由于短期内，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速还难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习惯、消费倾向更难以发生较大变化，因而未来两年居民消费将继续保持现有的较缓慢增长态势。2016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将为11.53%，比2015年小幅上升0.33个百分点，2017年将小幅下降至10.48%。
　　5.尽管IMF预计未来两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将出现恢复性增长，但主要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依然很高，中国2016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将增长0.83%，增速比2015年提高3.11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可能降至-8.36%，比2015年小幅提高6.06个百分点。至2017年，随着外部市场需求的逐步恢复，中国出口将呈现恢复性增长，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增速预计将达到3.08%；进口增速预计为-4.88%，降幅将显著缩小。
　　6.2016年依然存在因经济减速而导致的人民币贬值预期以及资本外流的压力，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继续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预计2016年外汇储备可能降至3.12万亿美元；在2017年可能维持稳定，小幅降至3.05万亿美元。
　　本次预测还就人民币快速贬值问题和需求结构转换背景下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进行了政策模拟。
　　首先，课题组就人民币快速贬值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政策模拟。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以及对美元升值的预期是导致2015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的主要原因。让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是否有助于化解当前汇率政策困局、进而缓解经济增速下滑之势？理论上看，一方面，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有利于加强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提振疲弱的出口，同时也将使部分对国外商品的需求转向国内，减少进口；两者同时作用，扩大净出口，对日趋下滑的经济增速将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人民币贬值势必使资本大量外流，它将对经济流动性形成负面影响，加剧资金面的紧张程度。
　　为了综合衡量人民币陡然贬值可能造成的复合影响，课题组利用CQMM模型对这一情景进行模拟，量化分析汇率快速贬值对当前经济可能产生效应。模拟分析发现，如果放任人民币快速贬值到位，至2016年底贬值13%，确实可能有利于净出口增加，进而对整体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然而，这一快速贬值带来的大规模资本外流将使本已显露颓势的投资雪上加霜，对整体经济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考虑到人民币快速贬值对外部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以及给国内经济环境带来一些结构性负面影响，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是更有利的政策选择。
　　其次，为了从结构性供需结构失衡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减速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课题组构建一个具有两类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深度政策模拟。我们认为：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清楚地认识需求结构及其基本发展变化趋势。适应中等偏上收入向发达经济过渡阶段的需求结构转换，解决供给结构无法适应需求结构转换而适时调整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市场机制将比看得见的手更快、更好、更彻底地实现供给结构调整。
　　在今后十年之内，随着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十三五期间人均名义GDP将突破10000美元)过渡，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出现新一轮的升级转换。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逐渐转变为以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它将逐步替代已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的住房交通消费需求，成为未来十到二十年之内，中国经济的主要新增消费需求动力。
　　然而，与消费结构正在悄然升级的趋势相悖的是，当前中国经济供给结构的一大特征是实物产品的产能大部分过剩甚至严重过剩。其中，既包括一般消费品产能，也包括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能，也包括为近二十年的住房消费所刺激起来的房地产产能，以及服务于它们的上游产业产能。
　　在居民消费的结构将开始由以实物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渐趋服务消费为主转换的过程中，在制造业出现一般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却由于体制障碍而面临着严重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这种供需结构的不对称，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以及消费率的提高。然而，造成现代服务有效供给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垄断严重以及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电影行业、旅游行业、健身行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服务等竞争因素较强的行业，在近些年飞速增长，成为新兴产业。与至今仍在政府管制下的传统教育、医疗等部门的萎靡不振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强调供给结构的调整，并不是意味着脱离消费。相反，是要求下一个阶段的供给调整必须围绕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借助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市场开放等相关措施，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淘汰落后产能，构建能够满足新消费结构的产品和现代服务供给体系，形成有效供给，重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
　　综合上述预测分析和政策模拟分析，课题组认为：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速还将继续下行。从短期来看，经济减速的下行压力将来自剔除无效产能所引发的失业及债务风险释放，由于企业利润下降、银行的惜贷所导致的投资减速，人民币汇率波动所导致的资本流动风险等方面；从长期来看，经济减速是既有供给结构遭遇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需求结构转换而导致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与生产效率下降的结果。此外，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生产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缓慢、金融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且不完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转变，也成为中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制约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总量与结构问题都不可偏废，改善供给结构、效率与扩大需求两手都要抓。在当前，单纯的、过份地重视降低无效供给，而不重视有效供给的扩大，不利于稳增长，有可能导致紧缩叠加，导致经济的螺旋形下滑。因此，必须根据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产生的需求结构转换趋势，在去过时、过剩、无效产能的同时，扩大投资，增加新产能，扩大有效供给。用扩大有效供给的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形成社会总供需之间的螺旋形上升正循环，做到“以创新促增长，以需求保就业”。在供给侧，通过供给结构改革，不仅要降低无效供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需求对象及结构的变动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效率、供给品质、以及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灵活适应性。在需求侧，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同时，发挥利率市场化有效配置信贷资源的作用，使扩大的信贷资源充分满足民间投资的需要，通过有效投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提出：
　　1.应当高度重视当前的经济持续减速。它正使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经济减速使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开始减缓，使人民币贬值预期进入了自我强化的循环。经济持续减速叠加结构性通缩的不断加剧，提高了经济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经济继续减速将严重不利于供给结构改革的推进。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证实：经济结构调整应当是有减有增，后者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基础。
　　2.供给结构调整应当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为愿景指导，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做加法，做除法的同时做乘法，在运用加法进行供给结构调整的同时扩大需求稳增长。此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过多地关注了国际金融危机这一来自外部的周期性冲击，忽略了发展阶段转换所带来的结构性、体制性调整需要，从而导致了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的严重局面。应当根据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向现代发达经济过渡这一新发展阶段背景下的需求结构转换趋势，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在做减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做加法，做除法的同时做乘法，根据调整供给结构的要求，扩大投资不仅将使中国经济更快地实现供给结构调整，而且有利于稳增长。
　　3.以调整供给结构为导向，扩大投资稳增长，用新增产能调结构。在今后十年之内，随着中国人均收入逐渐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国家(十三五期间人均名义GDP将突破10000美元)，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出现新一轮的升级转换。居民消费将由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逐渐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对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并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之内，成为主要的消费需求动力。为应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必须尽快改变当前现代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严重不足的现状。
　　4.实行腾笼换鸟术，通过投资置换，获得投资资金。2015年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速下滑，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将信贷资源有效地配置到实体经济，尤其是实体经济中的民营经济部门之外，投资领域仍然受限，也是民营投资增长缓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实行腾笼换鸟术，通过投资置换，将有利于政府部门获得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此同时，扩大了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也将提高民营经济的投资增速。此外，由于国有经济目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造，也就意味着，打破垄断，解除管制，引进市场竞争，这也将大大提高现代服务业的资源利用效率、生产效率，实现了供给效率的提高。
　　5.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为供给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维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稳健推进汇率市场化步伐，加强政策的开放性与透明度，有效管理市场预期，将有利于为国内的供给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